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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苗剧的兴衰

( 2007年10月16日 15:26:00 阅读： )

　　１９８５年夏天，因编纂《楚雄州戏曲志》的需要，我亲自赴禄丰对该县的苗剧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我除了在城里找到当年扶持发展苗剧的老艺人杨嘉珍了解情况之外，又邀请禄丰县文工队的副队长李学钱同志陪同我一起到仁兴区的大箐苗族自治乡，去找苗族教师王德光及苗剧业余演员龙焕荣、龙应忠等同志进行了专访。
　　禄丰苗剧，是流布于禄丰县仁兴区大箐苗族自治乡的少数民族剧种。聚居在禄丰县山区、半山区的苗族同胞，与其它兄弟民族一样，能歌善舞，酷爱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创造了独具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他们除了有本民族的文字之外，还有自己的音乐、诗歌、舞蹈。他们在劳动时唱［山歌］，叙述苦难生活时唱［苦歌］（亦称篾调），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时唱［情歌］（亦称笛子调），在举行婚礼时唱［酒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苗族同胞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经济得到了改善，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更为迫切；这就促进了新的艺术形式的孕育及产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禄丰县的党政部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工作十分重视，宣传文化单位，经常上山下乡开展工作。大箐苗族自治乡，由于村落集中，人口稠密，被列为山区文化工作的重点；使苗族群众，有史以来第一次看上了戏剧和电影；县文化馆还在那里建立了业余文艺组，演唱一些汉族的文艺节目。但因为绝大多数群众不懂汉语，无论是演戏或放映电影，都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禄丰县剧团还曾去那里演出反映傣族生活斗争的大型花灯剧《依莱汗》，但因民族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上的隔阂，也不能为群众所接受。原文化馆工作人员、民间滇剧、花灯艺人杨嘉珍，决心要摸索出一条开展民族文化工作的路子来。他经过两年多的调查研究，认为首先必须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于是他就地取材，编写了几个演唱节目，请当地的苗族教师王德光翻译成苗语，组织村里的文艺组用苗语、苗族曲调进行了试验演出，受到了苗族群众的欢迎和赞扬。使杨嘉珍和文艺组的成员受到了很大的启示。他们认识到，苗族群众并非不喜欢戏剧艺术，而是渴望具有本民族特色，为群众所熟悉、所能接受的戏剧艺术。于是，一个创造苗族戏剧的大胆设想，在杨嘉珍等人的脑海里产生了。在县文化馆馆长余国栋和公社、大队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一九五八年初，第一个用苗族语言、曲调演唱的戏——《半夜积肥》演出后，更加受到了苗族群众的热烈欢迎，也引起了各级有关部门的极大关注。县委宣传部、县文教科的负责同志，对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对大箐乡文艺组给予了很大的鼓励，派专业文艺工作者去辅导。一九五八年七月，在县文化馆帮助下，经仁兴区政府批准，大箐乡正式成立了业余苗剧团，先后演出了《山区烈火》、《协作之花》等苗剧。并由杨嘉珍、王德光合作，根据苗族民间故事《红昭与饶思那》编写了大型苗剧《红昭》，于一九五九年二月参加禄丰县举行的文艺会演，受到奖励与好评，同时被推荐参加“楚雄州庆祝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再次受到大会的奖励。接着，又对该剧作了较大修改，更名为《两朵山茶花》，于一九六Ｏ年、一九六三年两次赴楚雄参加“楚雄州文艺会演大会”并为楚雄地委召开的“万人大会”和楚雄州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演出，获“万人大会”颁发的奖旗。此外，业余苗剧团还创作演出了《列家与俄忍尼邦》、《换亲》、《退粮》等剧目。并利用农闲时节，到本县的白石岩、大德庄、九头山、义马水、背阴箐、大平地、广地山、长田、山帽山、烂泥箐、后石洞等苗族聚居区巡回演出；后来，又应武定县邀请，到该县的苗族村寨作过演出。使苗剧这一新生的剧种，在上述地区得到了宣传、普及，使《两朵山茶花》、《列家与俄忍尼邦》等剧目，在广大苗族观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苗剧自诞生以来，共创作、演出了大、中、小型剧目二十一个，以该地区流行的［篾调］、［笛子调］、［山歌］为苗剧的主要曲调。使用的乐器有笛子、月琴、芦笙和吹树叶，无打击乐。苗剧的表演，除了运用本民族劳动、生产、生活中的一些模拟动作之外，也借鉴汉族戏曲表演中的一些程式。苗族演员龙焕荣、龙应忠，龙秀芳、陆胜美、陆光明等人的表演，朴实、自然，体现了苗族人民粗犷、勤劳、善良、能歌善舞的民族气质。
　　一九六四年以后，农村“社教”、“四清”运动开始，大箐乡的苗剧演出活动，随之停顿下来。一些苗剧的业务骨干，在“文化大革命”中，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和批判。曾在彝州舞台上活跃一时的苗剧，从此便在大箐等苗族村寨偃旗息鼓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下，苗剧——这株经过霜雪摧残的山花，正在春风化雨中复苏，禄丰县以及其它县的一些专业、业余文艺组织，又陆续开始创作、演出一些小型的苗族歌舞剧。（楚雄州民族艺术剧院　徐学森）

来源：楚雄州政府网站